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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回头看，身后无人，断定了他是在跟我说话。我犹豫。

    “你还是坐过来吧！列车从新疆开入甘肃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喝醉了酒，把那几排座位吐得哪儿都是……”他始终微微地笑着，目光也始终望着我。

    我早已嗅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儿，只是不清楚发自何处罢了。他既给了我个明白，我当然不愿继续在那儿坐下去了。我起身向他走过去。他用手指着我说：“你的手绢！”而我说：“不要了。”

    我本打算像他一样站在过道里，但是他请我坐在他的座位上。他说他一路从新疆坐过来；他说他腿都坐肿了，宁肯多站会儿。那儿的人们都在打扑克，没谁注意我们。他又说：“我知道你是谁。我上初中的时候作文挺好的，经常受到老师的称赞。那时候我以为我将来也能……”

    我小声请求说：“那就当你不知道我是谁，好吗？”

    他点了点头，又问：“你看的是什么杂志？”

    我说：“《读者》。”

    我看《读者》历来被不少知识分子耻笑。他们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应看《读者》这么“低”层次的刊物的。但我以我的眼，在中国知识分子们认为是“高”层次的刊物上，越来越看不到对另一半中国的感受了。那另一半，才是中国的大半！并且，每每因而联想到杜甫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中的诗句——“茅飞渡江洒江郊，高者挂罥长林梢，下者飘转沉塘坳”。挂卷长林梢，虽高，不也还是茅吗？我倒宁愿入塘坳，毕竟和泥和水在一起，可以早点儿沤烂，做大地的肥料。

    年轻的民工听了我的话，点了点头。于是我们一个坐着，一个站着，聊了起来……

    他说这一车次是“民工车”，也可以说是西部农民工们乘的“专列”，票价极便宜。在高峰运载季节，有时超载百分之一百几十。因为它实际上已经等于是一次民工专列了，不是民工的人们，是不太愿意乘坐这一车次的……

    他说这一节车厢有人吐过，有一股难闻的气味，所以才有几排空座。说别的车厢里，没票站着的人照例很多。

    忽然一阵煤灰飘飞过来，我赶紧闭上眼睛低下头去；抬起头时，身上落了一层。年轻的民工身上也落了一层黑白混杂的煤灰，他却懒得抚一下，笑笑说，车上烧水的不是电炉，仍是大煤炉，显然又有乘务员在捅火了……

    他说，他的心情很不好——他本在新疆打工来着，同村的人给他传了个信儿，有一个省的煤矿急需采煤工，于是他匆匆前往，去晚了怕没有缺额了。说一个多小时以前，他透过车厢望见了他的家园——西线铁路旁的一个小小的自然村……

    他说，他的父亲几年前死于矿难；几年前死一个采煤的农民工，矿主才补偿给一万多元钱。他说他没下车回家去看一看，也是因为怕见了母亲不知该怎么说；他说家里只有母亲、妹妹和爷爷，爷爷已经老得快干不动地里的活儿了，而妹妹患有精神病……

    我，竟寻找不到一句适当的话对这个年轻的农民工说，连一句安慰他的话也寻找不到……

    “现在，死一个矿工，真的补偿给二十万吗？农民采煤工和正式的矿工，都能一律平等地补偿给二十万吗？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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