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仙-《花花草草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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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的形象为什么流传得这样广?

    的形成与戏曲是有关系的。元代盛行全真教,全真教几乎成了国教。元曲里有“神仙道化”一科,这自然是受了全真教的影响。和全真教的关系是密切的(吕洞宾、汉钟离都是祖师),但又不是那么十分密切。传说中的故事和全真教的教义——以“澄心定意、抱元守一、存神固气”为“真功”,“济贫拔苦、先人后己、与物无私”为“真行”,实在说不上有多少内在的联系。对有感情的人未必相信全真教。在全真教已经不很盛行的时候,的形象也并没有褪去光彩。这恐另有原因在。

    原来这和祝寿是很有关系的。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很重要的一条是长寿——不死。中国人是现实的,他们原来不相信天国,也不信来生,他们只愿意在现世界里多活一些时候,最好永远地活下去。理想的人物便是。有一个特点,即他们都是“地仙”,即活在地面上的神仙,也就是死不了的活人。他们是不死的,因此请他们来为生人祝寿,实在是最合适不过。戏和庆寿关系很密切。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考云:“今所见庆寿词尚是元人旧本。”周宪王编过两本庆寿剧。其《瑶池会庆寿》第四折吕洞宾唱:

    (水仙子)汉钟离遥献紫琼钩。张果老高擎千岁韭。蓝采和曼舞长衫袖。捧寿面的是曹国舅。岳孔目这铁拐拄护得千秋。献牡丹的是韩湘子。进灵丹的是徐信守。贫道呵,满捧着玉液金瓯。

    这唱的是给王母娘娘祝寿,实际上是给这一家办生日的“寿星”祝寿。我的那家亲戚的寿堂供桌上摆设着人,其意义正是如此。

    活得长久,当然很好。但如果活得很辛苦,那也没有多大意思,成了“活受”。必须活得很自在,那才好。谁最自在?神仙。“自在神仙”,“神仙”和“自在”几乎成了同义语。你瞧瞧,那多自在啊!他们不用种地,不用推车挑担,也不用买卖经商,云里来,雾里去,扇扇芭蕉扇,唱唱曲子,吹吹笛子,耍耍花篮……他们不忧米盐,只要吃点鲜果,而且可以“不饥无漏”,嘿,那叫一个美,“真是神仙过的日子”!咱们凡人怎么能到得这一步呀!我简直地说:是我们这个劳苦的民族对于逍遥的生活的一种缥缈的向往。我们的民族太苦了啊,你能不许他们有一点希望么?我每当看到陕北剪纸里的吕洞宾或铁拐李,总是很感动。陕北呀,多苦呀,然而他们向往着神仙。因此,我不认为在我们的民族心理上是一个消极的因素。

    何以是这八位?这没有什么道理可讲。中国人对数字有一种神秘观念,八是成数,即多数。以八聚人,是中国人的习惯。陶渊明《圣贤群辅录》列举了很多“八”,八这个,八那个。古代的道教里大概就有。四川有“蜀”。杜甫有《饮中歌》。既云“饮中”,当还有另外的。到了元朝以后,因为已经有了这几位仙人的单独的故事流传,数一数,够八个了,便把他们组织了起来。把他们组织在一起,是为了画面的好看,王世贞《题像后》云:“意或庸妄画工合委巷丛俚之淡,以是八公者,老则张,少则蓝、韩,将则钟离,书生则吕,贵则曹,病则李,妇女则何,为各据一端作滑稽观耶!”“各据一端作滑稽观”,这揣测是近情理的。这八个人形象不同,放在一起,才能互相配衬,相得益彰。王世贞说这是“庸妄画工”搞出来的。“庸妄画工”,说得很不客气。但这是民间艺人的创造,则似可信。这组群像不大像是画院的待诏们的构思。也许这最初是戏曲演员弄出来的,为了找到各自不同的扮相。究竟是先出现于戏曲,还是先出现于民间绘画呢?这不好说。我倾向于先出现于戏曲。不过他们后来成为工艺美术的重要题材,戏曲里反而不多见了,则是事实。

    在美术上的价值似不如罗汉。除了张果老、吕洞宾、铁拐李,个性都不很突出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铁拐李。宋元人画单幅的仙人图以画铁拐李的为多,他的形象实在很奇特:浓眉,大眼,大鼻子,秃头,脑后有鬈发,下巴上长了一丛乱七八糟的连鬓胡子,驼背,赤足,架着一支拐,胳臂和腿部的肌肉都很粗壮,长了很多黑毛,手指头脚指头都很发达。他常常背了一个大葫芦,葫芦口冒出一股白气,白气里飞着几个红蝙蝠,他便瞪大了眼睛瞧着这几个蝙蝠。他是那样丑,又那样美;那样怪,又那样有人情。中国的神、仙、佛里有几个是很丑而怪的。铁拐李和罗汉里的宾头卢尊者、钟馗以及后来的济公,属于一类。以丑为美,以怪为美,这在中国人的审美观念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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